济南配资炒股 历史一再证明：有封锁，就有突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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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和而不同】济南配资炒股
从2019年起，尽管遭受美国技术上的极限打压，在极端困难的时期，甚至不得不断臂求生，把荣耀系卖掉，大幅收缩业务。最终，华为不仅没有被打趴下，反而绝地求生，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对抗逆境。因而，它这番的突围，并不让人感到丝毫意外。
韩和元
纵观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一国对他国经济和技术所施加的封锁，最后总表现得那么事与愿违。譬如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封锁，和由此引发的大航海。大航海无疑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，使原本独立的各个文明连成一体，同时也引发了欧洲人的科技革命。但在大航海时代开始时，欧洲人在航海技术方面并不领先，中国人、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都比欧洲人强，但为什么偏偏是欧洲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？
这得从13世纪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印刷术传到欧洲说起。受益于印刷术，在欧洲信息的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捷而广泛。阿拉伯人无意之中做的印刷术传播，及奥斯曼帝国所做的经济封锁这两件事，仿佛是专为欧洲文艺复兴准备的。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。当然，文艺复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从14世纪开始，一直到16世纪，前后持续约三百年，原因就是宗教势力的反扑。科学带有天生的客观性，和宗教具有与生俱来的矛盾。欧洲的知识分子抬出古希腊的科学，也是为了打破教会对一切事务的话语权。罗马教廷当然不会对动摇其统治的行为坐视不管，它将一切不符合宗教利益的行为都视为异端邪说，有的人甚至因此而死，比如布鲁诺。
但正因文艺复兴，欧洲人打开了眼界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这么落后，而东方早已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，尤其是传说中的中国，按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里的说法，那里就是遍地黄金，富得流油。得益于古希腊的文化基因，欧洲人天生具有海洋商业文明的嗅觉，商业文明的特点就是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，既然东方富有，那就去东方寻找财富。
按传统路线，欧洲人去往东方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陆路，走地中海东岸，过两河流域，越伊朗高原，再经中亚，然后可以到达中国；另一条路，从埃及，过红海，入印度洋，走海路。只是，由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横亘在中间——1499年奥斯曼帝国打败了地中海的霸主威尼斯，夺取了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贸易据点。此后，整个丝绸之路完全被奥斯曼帝国垄断，并对过往的西方商人课以重税，这让西欧国家为获得东方的香料和瓷器，不得不重新寻找一条绕开奥斯曼的新商路。
而在这之前，中国的指南针也被阿拉伯人传入欧洲，大航海时代可以说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
而伊比利亚半岛资源贫乏，不适合农业种植，如果没有贸易，这两个国家会贫弱不堪，更要紧的是，这里还是抵抗北非穆斯林入侵的前线，如果不寻找出路，作为基督徒的欧洲人运命堪忧。也正是因此，最先吹起大航海时代号角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。
无独有偶，封锁失败的案例，还有英国对法国和美国的技术封锁。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，联合王国无疑是当时全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，也是它领先于世界诸国的主要因素。为了保持他们从纺织机和蒸汽机带来的竞争优势，英国人对工业技术如同国家机密一样，保守不泄露。为了防止科学技术外泄，1765年至1789年，英国政府甚至通过了若干的法律，禁止纺织与机器方面的熟练工人迁出，也不许纺织机、图样或模型出口。
然而纵是如此，仍然无法阻挡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向外传导。因为它无法阻止人们的脚步。有美国的“制造业之父”之称的塞缪尔·斯莱特就是典型。塞缪尔（1768-1835），生于英国德比郡，14岁起学习纺织，掌握了纺织制造的全部知识。1789年11月，塞缪尔就带着他充满于脑海的先进工业技术，不顾联合王国对熟练工人外迁的禁令，打扮成了个农场雇工，乘上了赴美国纽约的客船。1793年，塞缪尔凭借记忆，成功地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，并拿着这些机器，于当年年底，在帕塔吉特与人合伙开设了一家全新的纺织工厂。这也是美国工厂制度的开始。英国新式纺纱机的仿制成功，使美国的棉纺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也成为打响美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枪。几年以后，塞缪尔的兄弟约翰也从英国来到美国，并带来了关于克隆普顿（1753—1827）发明的“缪尔纺纱机”的相关知识。
《美国经济史》作者福克纳根据1860年《第八届人口调查》报告做了一份统计，统计显示，1860年时生活于美国的400万移民中，像斯莱特兄弟这样的机械师共407524人。而商人移民的数量同样庞大，为231852人。这无疑成为美国工业最具活力的新鲜血液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矿工39967人，工人872317人。正是这些资本家和工程技术移民的到来，也将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从欧洲，尤其是从英国带到了美国。为此，美国学者马尔温德·琼斯就曾指出：“美国的每一个基础工业——纺织、采矿、钢铁工业，都是靠英国工匠、工人、经理带来的技术。”
同样的案例还有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。已故美国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奥尔森教授曾系统地研究了拿破仑战争期间，法国对英国食品的禁运封锁情况。这一研究成果，集中体现在《战时短缺经济学》一书。奥尔森在书中写道，如果按照食品进口量这一标准来予以衡量，那么，法国于战时对英国所实施的食品运输的封锁，无疑是异常成功的。因为在该时期，英国的食品进口量确实大幅下挫。但问题在于，英国很快就对法国的封锁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——英国人采取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，促进农业生产及杜绝浪费等举措，来予以应对。
奥尔森说，由于替代的可能性，英国在应对封锁造成的短缺时，并不像拿破仑所想象中的那么僵化。它们有相当强的能力，来替代那些短缺的商品。更为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替代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替代，即以某种替代品取代供应短缺的商品，就如用玉米替代大米。它的这种替代事实上更彻底，即英国人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模式，来替代了先前的稀缺。
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·拉弗曾高度评价奥尔森的这本书，认为这本著作是研究一国对他国实施经济封锁，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经典范例。在书中，奥尔森告诉我们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禁令并没有达到从经济上窒息英国的目的。反倒是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，英国这个在食品供应方面，长期依赖于进口的岛国，决心成为一个不受制于人的农业强国，它很快就发展起了足可媲美法国的农业生产体系。
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显然也持有奥尔森的这种观点，它曾称：制裁不会阻止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，制裁、封锁只会刺激中国自主研发的决心。我亦持相同看法，2021年3月，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结果及其启示》的文章，对欧美的经济和技术封锁，予以了质疑。
事实也是如此，从2019年起，尽管遭受美国技术上的极限打压，在极端困难的时期，甚至不得不断臂求生，把荣耀系卖掉，大幅收缩业务。最终，华为不仅没有被打趴下，反而绝地求生，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对抗逆境。因而，它这番的突围，并不让人感到丝毫意外。
（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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